为人题诗、作文、写字或者绘画，因为人情往来，多少总有些酬劳。这份酬劳，古人称之为润笔。润笔一词，出于《隋书·郑译传》。隋文帝赐宴郑译于醴泉宫，“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，高颎戏谓译曰：‘笔干。’译答曰：‘出为方岳，杖策言归，不得一钱，何以润笔。’”后世便称“以物求文，谓之润笔之资”。

古代没有稿费制度，文人即使写出了字字珠玑的锦绣文章，也未必能变现。所以赵壹说“文籍虽满腹，不如一囊钱”，李白说“吟诗作赋北窗里，万言不值一杯水”。用力多而所获寡，抱椠怀铅之士对于文章的廉价不无抱怨。但是历史上有的作家润笔之高却令人咋舌。历史上第一个拿到高润笔的作家，大概是汉代的司马相如。王楙在《野客丛书》中说：“作文受谢，非起于晋宋。乞米受金，为人作传，不足道也。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，别在长门宫，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，奉黄金百斤，为文君取酒，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，皇后复得幸。”司马相如应陈皇后所请而作的是《长门赋》，但陈皇后因为一篇赋而重新得宠之事却于史无征。辛弃疾在《摸鱼儿》一词中说：“千金纵买相如赋，脉脉此情谁诉”，便道出了陈皇后买赋之后辛酸和无奈依然如故的事实。尽管陈皇后不曾因为《长门赋》而扭转颓势，但是司马相如所得黄金百斤可谓一笔巨款。颜师古在《汉书》注中指出，司马相如所处的时代，“一金，万钱也”。按这个比例计算，司马相如《长门赋》卖到了一百万的价钱。

虽说善恶在我，毁誉由人，但文章具有铄金之力，“随你清如伯夷，少不得一篇极恶的文章送归林下;随你恶如盗跖，少不得一篇极好的文章送归地下。”因此，唐代人对于作为盖棺定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碑铭非常重视，一反过去不树不封的传统，极其重视树碑刻石。根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李邕作文，长于碑颂，“人奉金帛请其文，前后所受钜万计。”以致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说：“自古鬻文获财，未有如邕者。”杜甫在《八哀诗·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》中也写道：“干谒走其门，碑版照四裔。各满深望还，森然起凡例。”这表明李邕不但以写碑颂获得了可观的润笔，所写碑颂还成为至高典范。

韩愈文起八代之衰，卓然成一家之言，被人视为泰山北斗，但在碑铭的写作上也不遗余力。因为声名显赫、地位高贵，韩愈所获润笔不菲。刘禹锡在《祭韩愈文》中指出：“公鼎侯碑，志隧表阡，一字之价，辇金如山。”韩愈一个字可以换来一座金山虽然不无夸张，但韩愈赚得盆盈钵满却是毋庸置疑的。以至于门客刘叉都看不下去了，“因持愈金数斤去，曰：‘此谀墓中人得耳，不若与刘君为寿。’”

裴度修缮福先寺，皇甫湜写了《福先寺碑》一文，《新唐书》记载，“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，湜大怒曰：‘自吾为《顾况集序》，未常许人。今碑字三千，字三缣，何遇我薄邪?’度笑曰：‘不羁之才也。’从而酬之。”皇甫湜身为韩门弟子，在当时负有文名，但每个字索要三匹缣，润笔堪称是天价了。尽管如此，裴度认为皇甫湜乃“不羁之才”，还是如数满足了他的要求。

宋代诗人梅尧臣声闻于宫禁之中，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说：“余或至其家，饮酒甚醇，非常人家所有，问其所得，云：‘皇亲有好学者宛转致之。’余又闻皇亲有以钱数千购梅诗一篇者。其名重于时如此。”赵宋皇室以美酒为束脩，问学于梅尧臣;以数千钱为润笔，购买梅尧臣一首诗，除了凸显其名重于时之外，也反映了其润笔之高。

古人润笔之高，可能是文章物有所值;也有可能是迎合了某些人的需要而虚高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文章乃不朽之盛事，作者寄身翰墨，当以器识为先，若堕落为单纯追求高润笔的文人，便无足观矣。